冯仑的新书《野蛮生长》使他又一次成为媒体焦点。按照他的说法，这是一部“民营企业的心灵史”。而冯仑最重要的贡献恰恰不在于他扶植了若干民营企业，而是最早洞察到这个群体的危机，并建设性地探索出一条民营企业从“野蛮生长”走向秩序生长的全新道路。这也许是他最得意的地方。
1981年考上中央党校的研究生。毕业之后我就在中央党校教书。在十三大前，中央成立了一个政治体制改革研究室，下面有七个专题小组，中央党校承担了一个组，我是在中央党校的小组里，下面还有研究组。当时研究的重点叫做“意识形态领域的领导体制研究”。我当时是这个小组的牵头人，主要研究党怎么样来进行意识形态领域的工作，十三大之后，我就被借调到中宣部，在中宣部理论研究室继续这个课题的研究，做了一段以后，大概是1988年八九月份吧，我就被正式调到国家体改委中国经济体制改革研究所，当副主任。然后在这期间，我又被借调到海南，去筹备海南改革发展研究所。在筹备海南改革发展研究所的时候，我任常务副所长，当时的体改委主任担任所长。
当时政府给了我们一个批文，允许我们进口一万台彩电，用做彩电生意赚的钱来支持我们研究所的工作。这特别能反映当时在海南办大特区大背景下的思路――政府很少给钱，但给政策。
我们揣着五万块钱的开办费，开着一辆旧蓝鸟车，敲着一台破电脑，剩下的就全都得靠自己折腾了。我们就开始做电视的生意，遗憾的是，我们当时也不怎么会做，我兴趣点也不在那儿，主要还是想搞研究。最终的结果是，我们把这个批文卖给了另外一家国营企业，他们给了我们20万块钱，我们就拿着这钱继续折腾。
这个研究所的人员就构成了后来万通创立的主要成员。像潘石屹当时就是属于我们研究所下边公司在深圳招聘的一个人员，后来又到了海南做公司的副经理，在那段时间里，这个公司做了各种各样奇怪的生意。
到1989 年，事情发生了很多变化，直到这个机构后来解散。散了以后，我们这些人中像阳光100的老板易小迪，当时是我们研究部门的主要研究人员啊，他在海南就办了一个印刷厂，维持着。我就到北京，在牟其中那儿开始打工，潘石屹还在那个公司风雨飘摇地做着生意，这个公司后来也很快垮了，他又给另外一个老板打工。到了1991年，我们又回去创办这个公司，所以我们就集合旧部，又把这些人都招回来，最后大家决定自己折腾。
我们又回到了办公司的时候，又找到了小易，还有王启富，他也是我们研究所的研究人员。王启富曾经的老板就是王功权，所以他又把功权介绍给我们，功权又带上了他原来的一位下属刘军，加上我又拉上了潘石屹，队伍就成型了，基本上就是这两拨人（共六人），开始了万通最早创办公司的过程。
应该说，从那个时候我们就脱离了学术界，但不等于说我们不研究、不思考了，所以我们这些公司就带有很强的“学院派”烙印，就是我们一边办公司，一边思考、反省，一边寻找自己在社会变革中的坐标，寻找未来发展的路线，往哪里去奋斗。
民营企业，野蛮生长
应该说直到今天，我们作为一个企业，没有办法脱离社会制度变革这样一个大的背景，如果这个变革停顿了，我们的企业其实就没有出路了。变革最大的影响就是出现了民营企业，在改革开放以前全都是国企，改革开放以后，出现了很多民营企业，大概解决了超过一半的就业，税收比例占到40％以上。同时初步形成了市场经济体系，如果没有民营企业，也就没有市场经济，所以改革最重要的结果就是出现了民营企业，有了民营企业才有了所谓的财产保护制度，才有了市场主题，才有了市场经济体系。所以先不管怎么样，一定是先要有民营企业，如果没有，后面的都没有办法建立，在市场经济条件下不可能都是国企，都是国企是不可能建立什么市场经济、财产保护制度的，不可能!
对我们民营企业来说，改革和不改革是生死攸关的问题，发展不发展倒是其次，我们可以少挣一点钱，只要中国还在往市场化的改革方向前进，我们就死不了，但是如果不往这方面改革，那我们即使今年发展很快，也会死的，所以我们仍然很关注改革和发展。
你可以证明我们是笨蛋，但不能说我们是坏蛋
以前可以说是从书本上看改革，现在自己做企业是要在实践中去体验改革。1991年以后我们在创造一个民营企业，后来发展企业，通过它发展成长的过程，来观察、思考我们自身推动改革的路径，这是我们一直保有的一种使命感。
因之前有研究生涯的关系，我们客观上得到了一个好处，就是我们企业的视野和我们对经济社会未来整体发展的看法会超过一般的民营企业，也就是说我们的视野会更开阔，会更好地克服眼前的一些小问题。比如说合伙人矛盾，必须要有一个理想，有一个大的东西来引导，合伙人之间的矛盾才能化解，如果我们仅仅停留在看重钱、养家糊口、个人消费方面，实际上当初很多矛盾就解决不了。
我们团队的这些人恰好都是有类似的经历和背景的，像王功权原来也是在吉林省纪委宣传部做研究，剩下的几个都曾经在海南体改所做过研究的。当我们谈到一些话题的时候，我们很容易把它变成一个共同化的东西。在这个共同化的基础上，就容易发展我们的一些思维，包括考虑问题和对一些矛盾处理的方式。这是我们能够不断做事情和发展企业的一个核心因素。
要做一个对时代有价值的人，让我们每天的工作能够直接推动中国社会点滴的变革和进步，是我们所期望的，我们不希望我们所做的事情仅仅停留在养家糊口的阶段。
所以万通今天有一件事我觉得是值得关注的，就是它开启了民营企业一些很好的故事，一些身无分文的年轻人有一种对时代的使命感和责任感，同时开始创业，在创业过程中严格律己，建立正确的价值观，最后在业务发展的同时，不管是分是合，仍然坚守着这些价值观，彼此开创一番事业，依然还是好朋友。
像前一段我们在无锡小聚，可以一起讨论一些话题；像王功权前一段成立了一个中华文化的基金，我们也都有捐钱。更重要的是，像王石曾经讲到的，在海南创业的一群人，不仅发展了生意，而且还成为朋友，而且还没有一个人出事，这就是将近二十年来万通的故事。别小看这几句话：第一，要创业就很难，在创业时公司没有垮更难；第二，创业以后，成为朋友不太容易，那么我们不管分分合合，还是朋友，很好的朋友；第三，成为朋友也还可以达到，但是要保证每一个人都不出事也很难。今天我们这三件事情同时延续下来了。
冯仑
最近随着时间推移，大家也都人到中年，彼此的认同感更强烈，对于过去的历史也越来越珍惜。彼此家里有些事情，大家也都会从朋友的角度互相给予一些支持。
有一些民营企业，有些人是赚了钱了，但最后出了事情。对比起来，我觉得有两条很不一样。第一条，我认为就是共同的价值观。我们是认真的，凡事就怕认真，我们当真就这么做的，我们按照它严格要求自己，比如说我们不允许第二经济来源，不转移资产，不改变身份，我们今天都还是中国护照。这种严格自律的创业者在当时来说几乎没有。
我们是接近于严苛的自律，比如说，每一次如果有钱拿回来都是透明的，每个人的收入彼此都是透明的，而且在我们合伙人正式分开之前，我们没有为钱吵过架，只是因为我们对企业的发展出现了困惑，大家各自的兴趣不同了。即使这样，我们分开的时候，是以商人的方式分开，我们都兑现了合同，这就很不容易，在民营企业的早期，做完了合同不兑现是常有的事。
正是这样一个完整的过程和价值观，正因为我们的离开不是为钱，所以我们大家可以再见面，如果当初你占我便宜，我占你便宜，闹得不可开交，那就不可能再见面了。所以这个东西一直维系着我们，我个人觉得，这就是和其他故事非常不同的地方。
我们当初提出要跟水浒一样，要“坐有序，利无别”。有时的确需要排座次，否则组织没有办法运行。可我们由于利无别，矛盾就很小，所有大小事情都在六个人里透明，一个人一票，这样的一种方式避免了很多组织崩溃的危机。
第二个我们跟别人不同的地方就是我们比较善于学习，我们自己不明白的时候就克制，然后逐步向外部学习。通过外部的学习找到一个新的办法来化解我们内部的一些困惑和矛盾。这些人都是所谓科班出身的，都是读书和研究出身的。所以当你提学习这个事的时候，得到呼应的可能性是99％。当我们内部提出要看一个什么书，研究一个什么事，大家都很感兴趣。比如我们说“江湖方式进入，商人方式退出”，我们也是做了很多研究，包括我们跟周其仁，跟其他一些学者和朋友进行一些交流，包括王功权在美国做创业投资的尝试，接触国外不同的处理方式，我们就把它应用到我们内部。如果没有这样的价值观，没有我们的自我学习，实际上很多矛盾是化解不了的。很多企业都在这个瓶颈上倒下去了，因为他们的领导人只是用本能和传统来解决问题。所谓本能就是个人利益最大化，要发财，要控制，要彰显自己的能力，要压制别人，这都是本能，雄性的哺乳类动物的本能。传统呢?传统无非就是中国历史上那么多内讧的故事，阴谋诡计、权术等等。
但是我们没有采取这个办法。1995年我们找了两个律师，这两个律师彼此是同学，在美国的时候，一个在普林斯顿，一个在哈佛，然后又回来，一个给潘石屹当律师，一个给我们当律师。我们用了新的方法，这两个律师自己既懂中国也懂美国，我们的问题就在法律上解决了。
价值观是个软约束，你信了就变成硬约束了。就像宗教一样，有的地区的人信了都能抛弃自己的生命搞自杀式爆炸，怎么能是一个软约束呢?信了就是硬约束，不信就是软约束，对讲道德的先生、教授，对他是软约束，他们天天讲道德，但是对于信徒就是硬约束。所以我们这个价值观实际上是硬约束，比任何外部约束在内心中的力量还要强烈。甚至在今天，比如说，我们有这么多经手的东西和环节，我从来都没有说我要找自己的亲戚朋友，在电梯上拿个回扣，在施工队上拿个回扣，从一开始我们就有这样的机会，但是我们六个人没有人这样做。而且我们六个人内部从来没有人私藏这些利益，我们都是透明的。为什么会这么做，大家都愿意这样做，因为我们认为我们的追求应该高于这些事情，这是硬约束，我们为此可以去刀山火海，这就跟宗教信徒快成一样了。
所以这些约束是非常之强烈的，我们跟其他很多公司的差别就在于，我们有这个硬约束，相当于是有不同的宗教，我们信我们的教，我们有这样的操作方法。比如我们到今天做任何事情，对高管都有道德审计，你在公司做了一年，有没有侵害到别的股东的利益，有没有占便宜，这些叫道德审计，我们每年都对高管做道德审计；还有反省日，那就是相当于我们自我的一个宗教过程。
当外界环境允许的时候，我们把它变成一种制度，在外部环境不允许的时候，我们将它内化为一种内心的宗教，我们就是要做一个不同于别人的商人，这就是我们顽强地想要坚持的东西。
那个时候我们甚至自己开玩笑说，如果我们的企业哪一天真垮了，最后别人才发现我们是一群共产党员，我们身无分文把全部都奉献给了这个企业，认认真真在做这件事情。我们如果失败了，只能证明我们是愚蠢的，但是不能证明我们是坏人，我们当时对自己的要求就是，你可以证明我们是笨蛋，但不能说我们是坏蛋。做笨蛋是没有办法的事情，因为做事情、创业都很难说，我们以前没有做过生意，要赔钱，公司垮了，都有可能啊，并不是不可能的。比如说欠别人钱不还，赖别人账、占别人便宜等等，我们不耍那个，我们不希望被人证明是失败的坏蛋。所以我们做到今天，能够做到越来越平稳。我们今天活下来，就是由于是非少。你占便宜的事多，是非就多。你走在路上，不该摸的乱摸，麻烦就一直跟着你，但是你吃亏，别人踩了你的脚，你没吱声你吃亏了，没有人撵着你道歉，你只要不吱声，这事就过去了，过去就不再找你了。所以我们能够平稳地发展，很大程度上说明我们是吃的亏多，不是说我们占便宜多。
回过头来看，我们犯的错误和其他民营企业几乎都一样，没有什么不一样的，这是一个时代的问题。唯一不一样的就是我们自己反省、自己改了，不是等着外部力量逼着你改，而是自己改了，所以我们就活了，这个很重要。
（摘自《三十年三十人之指点江山・经济改革卷》，中信出版社2008年12月版，定价：36.00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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